可以用一生之久去实现一个动机么？

长久以来心中隐秘的愿望。表达的饥渴和悬在脑门前的食粮。

《海上花》的理想。不露声色的平淡叙述，其下千丝万缕的暗示令人心惊。

你们是否看得懂，与我有什么关系。他们如何表达，又怎能影响我。

沉默的表达者，以永恒无言的盐柱般的耐心，等待黑暗中那一滴水的回响。

小说从节奏感和体贴人的审美疲劳度而言，我认为最完美的形式是中篇。这也许不算一个价值判断，或者说是个有诸多限制的价值判断。如同人们的观影感受。一个半小时的电影最符合人体节奏。

我并不同意“单纯”只是一种色调的说法。它是一种纯度，也就是说，一种对比。对比越强烈，纯度越高。被甩到身上的泥越重，姿态越轻盈。所以我明白，为什么哈代给苔丝的唯一评语是“纯洁”。想到王朔说过他少年时迷恋“月亮般的女孩儿”，后来倒更能欣赏“恶之花”般的女人。那是值得的，如果他的重点不在“恶”而是“花”的话。

爸爸为了这套房子操劳、奔走，想尽各种有限的办法，打听一切派不上太多用场的门路，用所有他听来的或别人告诉他的法律常识和处世智慧自我安慰。他时而惶惑不安，时而义正辞严，自我辩论于正方反方，吸取各方意见，填补各处漏洞，直到为下一次重整旗鼓的奔走成竹在胸、胜券在握。他在整个斡旋过程中沮丧、调整、不挠和奋起，龙精虎猛一如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。我常常怵于想象他年已六十，——这听上去简直像个荒谬拙劣的笑话。
看着为人生不多的几件事如此忙碌投入而又乐在其中的爸爸，我忽然意识到长久以来我都想错了一件事：其实我一点也不像他。

激情、敏感、冷静、客观、耐心、克制、好体力——写小说必需的条件。而且必须在每个形容词前加上“巨大的”。

在我的感觉里，写作与雕刻是最接近的。力量与温柔。同样，在前面都应加上“巨大的”。

一个好的小说家，必须迷恋“我”又对“我”不耐。他要一点一点学会对“我”客观。这实在很不容易。很少有人能对经验客观。但也正是如此，我们才能做到保持或再现“记忆”，而不是重组“回忆”。

勃克夫人（赛珍珠）讲到东西方小说差异，虽失之宽泛空疏，但其中有些见解很值得注意。比如：中国小说的无情节，无峰点，无结构，无中心，散漫、细琐（有点象绘画中的散点而非透视），正与生活的实质相同（我从本科毕业论文起就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，怎样的小说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小说。西方乔伊斯、普鲁斯特所苦心开创的传统，福楼拜对小说的“客观”的自然主义要求，中国小说从《金瓶梅》—《红楼梦》－《海上花列传》一线下来出于直觉的自然就暗合了。张爱玲的文学理想其实可能长久的被人误会了，她最中意的我想决非《倾城之恋》、《金锁记》、《第一炉香》最被盛赞的那几篇。年少气盛的收梢不住，缺乏出于巨大力度的节制。中期几篇实验性质的《相见欢》、《色戒》并不成功，不过其苦心若非夫子自道，恐怕识者寥寥。这一路小说的命运注定是热闹不起来，然而却实在令人神往。）
又如：她提到中国小说作者从不惮于承认沿袭同一题材的前代作品，反而在同一主题上一再扩展、改写，直至其中可能出现一篇佳构乃至巨著。想到王小波的创作方法，也是不断重写同一主题，直至最后出来一篇完美形式。杜拉斯的写作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同一母题不断的衍生、深入、重构。本雅明的理想：全部用引文来写一部巨著。普鲁斯特对回忆的处理方法，不断的回溯，“人两次无法踏入同一条河流”。
这就是万花筒的奥秘：几块碎玻璃，组成万化的世界。

许多作家终其一生只生活在一个小地方，比如乔伊斯的都柏林，却并不影响其伟大，可见一个人创作的向度：可以是宽度（空间）、长度（时间）、深度（包括向上与向下，我理想中的状态：向下对人性理解的深度深刻影响向上对神的认识，反之也一样。而且对向上的探寻的无限性这一信心保证了向下挖掘的耐心。正是从这意义上，我们可以说“向上坠入光的深渊”。